了九点半的时候，杨逸觉得在巴黎乘坐公共交通的决定可能是错误的。

“人们怎么了？”

最先注意到异常的是布莱恩，因为他发现身边的旅客一个个开始变得焦躁，有人在大声抱怨，有人显得非常沮丧，但更多的人却是一副无可奈何的模样。

当机场的广播开始后，布莱恩站了起来，他一脸惊讶的道：“罢工？开什么玩笑？我早上七点起床，坐了四十分钟的地铁，到机场等了一个小时，现在他们告诉我因为罢工所