而同时，意义也重大得多。

因为这是高务实第一次试探性的对朱元璋定下的财政制度进行修正——尽管这个修正的幅度非常小，动作非常轻微，谨慎得近乎胆怯，但它真正代表的意义，却只有高务实一个人清楚。

这是一个十分隐蔽的突破口。

只要这条制度能够形成惯例，至少会拥有几个好处：

其一，是从此之后，地方官府说我这里只能收多少税，于是只缴纳多少税给中枢的局面，就有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