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首先，便是生活习惯、文化习俗之迥异，使得两个民族难以融合。突厥降者被朝廷规制在河套之南，生活繁衍已由多年，却始终与唐人格格不入，抵触之情绪极深，时不时的便会搞出一些事情来，若非镇守其地的乃是前突厥可汗阿史那思摩，在突厥部众之内素有威望，恐怕早就暴亂四起，永无宁日。

而房俊提出“文化侵略”之策略，相比覆灭其国、强掳其百姓归附大唐而引起的强势反弹，则显得温和