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随着案件的升级，律师事务所的介入进一步加剧了局势的复杂性。一方面，律师作为法律的专业人士，其职责是维护客户的合法权益，包括在法庭上为其辩护；但另一方面，当律师函成为威胁、恐吓或施加压力的工具时，其职业道德和职业操守便受到了严峻的挑战。特别是在本案中，律师函的频繁发放，不仅未能有效缓解矛盾，反而激化了双方的对立情绪，使得原本可以通过协商解决的问题变得更加棘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