不到一月，汪再次告诉陈公博：“中国国力已不能再战”，“假使敌人再攻重庆，我们便要亡国。”此时，汪的代表已与日方代表在上海签署了一系列协议，汪降日已成定局。

陈公博怀着极其矛盾和苦闷的心情在“走”与“不走”之间选择。考虑再三，汪派xiǎo集团的si利在他头脑中占了上风。他不能忍受与汪关系中断带来的痛苦和自己在蒋政fu中处于受人歧视的难堪境地。他决定随汪离开重庆。

一九四零年三月，